经过5个小时扣人心弦的手术，这场牵动着无数人的生命接力终于告一段落。目前，小包胸膛内的这颗心脏的工作状况令人感到满意。安贞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心脏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可达90%左右，移植术后10年生存率在50%左右。
移植给小包的心脏，来自于广西21岁的脑肿瘤晚期患者叶劲的捐赠。小包手术成功后，很多读者都在感叹、甚至是质疑小包的幸运，器官捐献后到底如何分配？小包是如何得到了这颗心脏？京华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5月1日午
■还原
签署遗体捐献协议
昨天，叶劲的遗体已经被火化，骨灰被送回老家。
作为在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内工作的专职器官协调员，史峰见证了叶劲捐献器官的整个过程。
协调员的职责是发现潜在捐献者，在潜在捐献者确认自愿无偿捐献器官后协调完成相关法律工作，随后参与捐献者死亡和器官捐献移植的见证，并帮助相关部门完成捐献的善后工作。
史峰介绍，4月底，叶劲家人向他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，当时专家们对叶劲的病情进行了综合评估。
5月1日早晨7点多，叶劲进入脑死亡状态。
记者了解到，参考美、英等国的死亡标准，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定有三类标准：脑死亡后器官捐献（DBD）、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（DCD）和脑死亡后心脏死亡的器官捐献（DBCD），其中第三类标准DBCD是中国独有的。而按照相关规定，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介入，对死亡判定的见证起监督作用。
当天，史峰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，叶劲家人明确向他表示愿意捐献叶劲的器官。
1日中午，在桂林市红十字会的见证下，叶劲家人签署了捐献遗体协议，叶劲的眼角膜、心脏、两只肾脏、肝脏都被捐出。捐献的器官同步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系统，寻找登记在系统内的、合适的受体。
5月1日晚
小包被确认为受体
在北京的安贞医院，12岁的小包已经生命垂危。4月28日，他因严重心衰住进了安贞医院，4月30日出现了肾衰竭等多项危急情况。安贞医院为小包实施了紧急手术，依靠着人工辅助循环系统，小包勉强维持着生命，但也只能维持7天。当晚，安贞医院联系中国器官移植捐献管理中心以及合作医院等，紧急寻找和小包血型匹配心脏。
“小包是个非常幸运的孩子。”史峰说，通过器官系统配对，小包在5月1日当晚就被确定成为叶劲心脏的受体。
两家医院对两人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比对，配型基本吻合。在遗体告别仪式之后，5月2日，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心脏外科主任潘禹辰对叶劲心脏进行了评估，并于当天下午4点进行了叶劲心脏的摘取和维护。
随后，这颗心脏经过近4000里跋涉，进入了小包的身体里。
■回应
小包父亲
感谢小叶感谢社会
昨天下午，京华时报记者联系到小包的父亲包先生。包先生介绍，儿子小包刚做完手术，病情还没有稳定，需要在重症监护室继续观察，“我们未来48小时后才能进入探望，现在整个重心都在他身上，没有其他精力说其他的，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忙。”
包先生称，儿子移植手术第一步程序已经走完，心脏已经安置到体内，没有最终康复之前，还存在各种可能性，“这个时候他更需要家长的陪伴，等小孩彻底稳定后，会特地出面感谢媒体和各级政府。”
“我要是有那么大的能耐能调动那么多资源，小孩的病情也就不需要辗转多地寻求治疗了。”针对近日网上各种揣测和质疑，小包的父亲回应称，他只是江西乡镇办工作人员，属于普通家庭。直升机是北京警方主动联系的，他们自己都不知情，很多消息都是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，“直升机长什么样我都不清楚，之前一直在上海治疗，也是第一次来北京安贞医院，更不可能认识医院内部领导，调动医疗资源。小包能顺利完成移植手术，靠的是社会各界的帮助，特别是小叶一家。”
■释疑
为何系统优先选择了小包
记者从中国器官移植捐献管理中心了解到，中国人体器官分配系统会按照病情缓急、地域远近等原则，将捐献的器官在等待患者中进行公平地自动分配，整个分配过程不到一秒，完全排除人为干预。
“小包生命已经到了垂危的地步，且器官移植有儿童优先权。”史峰介绍，小包因此成为了系统选择的受体。
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自2011年4月运行以来，使用率一度不到三成，很多器官未经过系统即被分配。为确保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，去年卫计委出台《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(试行)》，强制要求全国165家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，都必须用电脑系统对公民身故后捐献的器官进行分配。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，任何机构、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，对于未通过器官分配系统擅自分配捐献器官的，依法给予处罚，涉嫌买卖捐献器官的，移交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查处。
■链接
◎中国器官捐献流程
捐献登记→捐献评估→确认捐献→器官获取→器官分配→遗体处理→缅怀纪念→困难救助（对家庭贫困的捐献者家属进行困难救助）
◎换心人术后健康19年
2013年4月26日，黑龙江省尚志市的数学教师于文峰,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接受心脏移植后健康生活19年，再次刷新亚洲心脏移植术后存活纪录。
中国器官衰竭的病人每年约有100万，其中70万不适合器官移植，只有30万的患者符合移植条件。
截至今年4月28日，全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23246人，成功捐献1686例，救治4597人。
■延伸阅读
直升机爱心接力花费8万
国内政策尚存空白 航空公司处境尴尬
此次惊心动魄的千里送心接力，作为第二棒的直升机，作用同样至关重要。据了解，担任此次飞行任务的是华彬天星通航有限公司，他们长期和120急救中心合作，属于120空中救援备勤力量。据飞行机长曹威介绍，从接到120指令，到飞行计划被批复，仅用了15分钟。从机场到医院全程也仅花了10分钟。而正常从首都机场到安贞医院，车程最快也得半小时。
航空救援适用三情形
曹威告诉京华时报记者，如今空中救援的时效性优势主要体现在三类实施对象上，一是对时间有紧迫需求的救援，二是所处地理环境救护车无法抵达，譬如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，三是高速公路发生车祸造成严重拥堵，救护车无法及时抵达。
费用昂贵尚未成规模
“此次送心接力任务，成本大约在7万到8万之间，这还不包括机场起降费、灯光费等多种费用。”曹威说，“首都机场没提出这块费用，这是一个社会公益行为，并不打算找谁要这笔钱，加上目前没有出台相应的收费标准，费用暂由通航自掏腰包。”
曹威说，目前政府补贴仍是一项空缺，此前北京有过几次航空转运的商业行为，都是患者自费。在国外，公众只需购买意外航空救援险，当客户出事会派飞机救援，这笔费用由保险公司支付，“而在我国，相关政策还未出台，航空救援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。”
曹威说，虽然国家有应急救援办公室和机构，但是没有一个成型的状态和政策支持，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，但作为日常医疗救援体系还没有形成规模。
专家吁建立相关法规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，随着社会需求量增加，航空救援将是发展趋势，民用直升机的作用在以后会更加凸现出来。
夏教授认为，由于私营公司无法长期承担这项公益性事业，政府可以共同发展空中救援领域，综合发挥效应，更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，建议政府出台一系列法规规范空中救援行为，包括业务标准和收费标准，同时充分调动民间力量，共同服务于公共事业。
一直以来，不管是从“司法途径”还是捐献途径获得的器官，都由医生决定应该移植给哪一位患者。但是，自2010年起，香港大学玛丽医院的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接受卫生部委托，依据卫生部颁布的器官分配下政策，设计研发出了完全以计算机控制管理的“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”。
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拥有一套复杂的运算系统，它的运算是基于中国卫生部在2009年出台的《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与肝脏肾脏分配》的核心政策，这套规定长达339页，里面包括一系列优先原则和筛选规定，而这套由深港两地研究员共同开发的运算系统，能在1分钟内自动运算出最匹配的患者名单，且立刻将信息发送给移植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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